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經過百余年的傳播、發展，不僅在中國大地落地生根、開花結果，而且還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次飛躍，取得了豐碩成果。回望歷史，結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廣泛傳播，並得到中國人民的認同，一方面在於這一先進理論能夠指導中國解決近代以來所面臨的種種問題，能夠為中國社會發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還因為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本文主要探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飛躍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歷了三次飛躍。其中，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如果從思想文化發展的角度來考察，百年黨史實際上也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其間，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不自覺到自覺的艱難曲折過程。這一點在部分早期共產黨人的思想變化過程中表現得比較明顯。例如，五四時期，當「批孔」之聲不絕於耳時，不少進步知識青年一方面對儒家文化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將大同社會視為自己的理想之境。青年毛澤東指出：「大同者，吾人之鵠也」；青年周恩來認為「仁靈之具無或差異，其達於大同之境、和平之途，宜矣」；惲代英相信大同社會「無貧賤富貴之階級」，人類文明日益發達，「可以作福全世」。之後他們的思想盡管已經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但是，在他們所描繪的理想新社會的藍圖中，仍能明顯地看到大同思想的影響。在當時背景下，「大同」「均貧富」「等貴賤」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提供了本土文化資源。

毋庸諱言，當時人們的認識，還比較朦朧、比較模糊。隨著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逐漸深入，一些人開始意識到社會主義要變為現實，就必須同中國國情及中國文化相結合。李大釗就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研究如何「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李達也強調，中國實行什麽樣的社會主義「也是要按照國情和國民性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在革命洪流的激蕩中，不少人進一步意識到將馬克思主義應用於中國實際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如：瞿秋白認為「應用馬克思主義於中國國情的工作，斷不可一日或緩」。蔡和森指出，馬列主義「當應用到各國去，應用到實際上去才行的」。郭沫若甚至還用文學的形式寫成《馬克思進文廟》一文，以表明馬克思學說與孔子思想有「不謀而合」之處。大革命失敗後，隨著革命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在土地革命鬥爭過程中，毛澤東逐步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理論，從而為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開辟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他還根據敵我實際情況，借鑒中國歷史上官渡之戰、赤壁之戰等經驗，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遊擊戰「十六字訣」。

九一八事變之後，特別是華北事變後，有感於民族危機日益緊迫，艾思奇、張申府等左翼文化界人士發起了新啟蒙運動。其間，他們一方面繼承、發揚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倡導的民主、科學精神，另一方面對五四時期忽視文化民族性的缺陷進行了反思，並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化」問題進行了探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為了激發國人的愛國心和民族自信心，左翼文化界在探討「中國化」問題時，也號召要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中，柳湜提出「繼承我們最好的傳統文化」；艾思奇呼籲「共產主義者必須而且已經在繼承著和發揚著中國民族的優秀的傳統」；陜甘寧邊區文化救亡協會在其成立宣言中大聲疾呼：「為發展中國文化中最優秀的傳統，為創造中國嶄新的文化，而盡自己最後一滴血。」同五四時期思想文化界的激烈「批孔」相比較，左翼文化界對「中國化」問題的關註，以及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強調，都表明九一八事變後思想文化界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正在經歷一個重大轉變。

正是在這種語境和氛圍中，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首先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任務，並強調了「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他還特別談到了如何學習和對待中國歷史文化遺產問題，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為了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再次強調「決不能割斷歷史」，並提出對中國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這些論述為當時乃至之後思想文化界如何科學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有意識地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哲學命題和成語概念進行了闡釋，並賦予其新的內涵。在寫作《實踐論》的過程中，他就直接使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哲學命題，即「知和行的關系」。為了批駁主觀主義，他更是賦予「實事求是」以新的內涵。「實事求是」最初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原指根據實證，求得正確的結論。湖南嶽麓書社就有「實事求是」匾額。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實事求是」進行了新的闡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重新闡釋「實事求是」，並使之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基礎，是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成功典範。對此，鄧小平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實事求是不僅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而且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主旨。

之後，隨著對教條主義的批判日益深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得到更加廣泛的認同和肯定。以此為契機，中共理論界開始逐漸深入地探討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艾思奇就認為，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天下為公」的共產主義思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從中國民族自己的共產主義的種子中成長起來的」。1943年5月26日，在共產國際解散之際，中共中央發布決定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這一切優秀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近年來所進行的整風運動就是「要使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革命科學更進一步地和中國革命實踐、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深相結合起來」。這一表述可謂「兩個結合」的思想源頭。通過延安整風，抗日根據地文藝界和理論界不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路和方法高度認同，而且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毛澤東思想。1945年5月，黨的七大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並將其寫入黨章，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在談到革命勝利及新中國的各項建設方針時，十分註重挖掘、汲取中國歷史文化的一些有益內容。例如：1949年3月離開西柏坡前夕，毛澤東以李自成農民起義為鑒，提出了「進京趕考」的歷史任務；在1956年談及文化政策時，他在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72年12月在談及外交政策時，他借鑒《明史·朱升傳》中「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的歷史故事，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口號；等等。其間，毛澤東不僅加強對馬列經典著作的研讀，而且還對中國歷史文化典籍，特別是二十四史進行了全面、系統地研讀。據統計，從1952年到1976年9月，毛澤東一直在不間斷地閱讀二十四史。書中圈畫之處密密麻麻、比比皆是，批註文字的有15種史198條，共3583個字（最多的一條寫有914字），涉及歷史人物、治國治軍方略、經典戰役戰略戰術、史實史跡、思想工作方法等方面。這都為進一步實現「兩個結合」創造了條件。

總之，毛澤東思想的創立，不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而且充分彰顯了「兩個結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煥發生機，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有益指導和借鑒。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在其形成過程中，「小康社會」目標貫穿始終，是這一時期「兩個結合」的成功體現。

從歷史淵源來說，「小康」一詞最早見於《詩經·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而《禮記·禮運》則對「小康」的內涵給予了比較詳細的闡釋，指的是一種比較殷實、富足的生活水平。對中國人來說，建成「小康之家」是他們普遍的願望。對於中國人的這一願望，鄧小平有著深刻了解。鑒於此，1979年12月6日，他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及「小康」，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之後，他又多次對「小康」進行解釋，認為實現現代化的初步目標，就是達到「小康水平」。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講話時，再次強調：「第一步，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窮不富，日子比較好過的水平。」

鄧小平將四個現代化同「小康」聯系起來，通俗易懂，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這使人們對黨的近期目標任務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因而得到了黨內外的廣泛認同。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首次將「小康社會」目標寫入黨代會報告。1987年10月25日，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將「小康社會」目標寫入「三步走」戰略。1992年10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再次強調，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和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使「人民生活由溫飽進入小康」。1997年9月12日，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他又指出，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目標是「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2000年10月，在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之際，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一方面宣布「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另一方面又提出「從新世紀開始，我國將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02年11月8日，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建設「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在此基礎上，2007年10月，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概念，要求「確保到二〇二〇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寫入「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

在對「小康社會」目標任務進行完善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越來越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2002年11月，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江澤民號召「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2007年10月，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提出「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強調，中國共產黨「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2012年11月，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胡錦濤進一步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求「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概言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以鄧小平同誌、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對「小康社會」目標進行調整和完善，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從而使得黨的方針政策更加通俗易懂，更具中國特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使用『小康』這個概念來確立中國的發展目標，既符合中國發展實際，也容易得到最廣大人民理解和支持。」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教授列·謝·彼列洛莫夫認為「『小康』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象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高度重視，明確提出「兩個結合」，並以此為基礎對「中國夢」「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進行闡發。這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創立提供了思想源泉，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一）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視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同時，尤其關註和強調文化自信，認為「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同時指出「文化自信是更根本、更深沈、更持久的力量」。在他看來，「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性精神獨立性的大問題」。

為了堅定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不僅如此，他還特別註重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及其歷史的學習與研究，要求研究和闡明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及其「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2022年5月27日，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時，他明確指出：「要深入了解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史，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同年6月8日，在四川眉山市參觀考察「三蘇祠」時，又強調「要善於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維，廣泛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閉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國的東西為圭臬」。

為了更好地傳承和發展中國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我所用」。他認為，要加強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激活其生命力，讓中華文明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明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他強調，今後應重點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並再次申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

鑒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思想理念和道德規範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從而「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特別強調要「把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文化精髓提煉出來、展示出來」。為了推動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他還提出：「要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為人類文明新形態實踐提供有力理論支撐。」

在習近平總書記相關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思想文化界及新聞媒體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研究和宣傳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例如中央電視臺的「中國詩詞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考古大會」「典籍裏的中國」「經典詠流傳」等節目就深受觀眾青睞和好評。對此，不僅國內學者予以肯定，而且國外學者也給予了高度關註。如美國著名漢學家熊玠就指出：「隨著習近平大力倡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人們對於民族文化的復興有了更高期許——在人類文明行至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時，新的文明復興將把過度膨脹的人還原為和諧的人，以『和』為核心精神的中國傳統文化正可有所作為。」

（二）明確提出「兩個結合」，強調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植於中華文化沃土中

回望歷史，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在他看來，正是中國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創造的偉大文明，使中華文明再次迸發出強大精神力量」。

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來自於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又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他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並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有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能夠成功，均同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滋養與影響息息相關。為此，2021年3月22日，他在考察福建武夷山朱熹園時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裏有什麽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麽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基於以上認識，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在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候，一定要「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2021年7月1日，他首次明確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進一步將「兩個結合」寫入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2022年5月27日，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體學習時，他再次強調，要在「兩個結合」的基礎上「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

（三）賦予中國夢以新的涵義，使之代表近代以來中國人的追求與夢想，從而最大限度地凝聚了黨心、民心

「中國夢」一詞很早就出現，南宋詩人鄭思肖在《德祐二年歲旦二首》中就有「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的詩句。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夢」概念被應用於政治、文學、藝術、科技等領域。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賦予「中國夢」以新的內涵，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2014年6月6日，他在會見第七屆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代表時，將中國夢的主體涵蓋範圍擴大到海內外中華兒女，並認為中國夢和世界各國的夢想息息相通。他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夢」，「中國夢是國家夢、民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中國夢既是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也同各國人民追求幸福的夢相通」。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反映了中國人民乃至全體中華兒女的心聲，因而很快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廣泛認同。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九大將「中國夢」寫入黨章。隨後，「中國夢」一詞經常出現在報刊輿論中。對此，國外一些專家學者也給予高度關註。例如，美國學者熊玠認為：「『中國夢』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豐富的中華歷史文化精華為基礎的。」俄羅斯學者尤裏·塔夫羅夫斯基指出：「『中國夢』凝聚著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精髓。」

（四）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

中國人自古就有崇高的天下意識，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其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和平、公正、合理的「天下」。繼承和發揚古代先賢胸懷天下的傳統，面對復雜嚴峻的國際形勢，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他曾多次強調，只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同舟共濟、共渡難關，就一定能夠讓世界更美好，讓人民更幸福。2015年9月28日，在參加聯合國總部會議時，他向世界各國發出倡議，呼籲「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2017年1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他再次倡議「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為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他不僅高度重視「一帶一路」建設，而且還相應地提出「中非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海洋命運共同體」等概念。

在世界格局復雜多變的今天，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是一個積極的導向，有利於各方摒棄分歧、達成共識，有利於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因而得到了國內外輿論及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支持。其間，這一倡議不僅被寫入黨章和憲法，而且還在聯合國決議中多次提及。

（五）在闡述新發展理念時，特別註重將新發展理念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銜接起來

在談到「創新」時，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中華民族是勇於創新、善於創新的民族」，「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民」；在談到「綠色」時，他引經據典，指出：「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了生態環境的重要性」，「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在談到「共享」時，他結合古代先賢關於「小康」社會、「大同」社會的描述，認為共享理念的實質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體現的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要求」，並強調「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不只是體現在以上方面。事實上，在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都能反映出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及熟練運用。據統計，僅《習近平用典》第一、二輯就收錄了他曾使用過的典故283則。同時，他還特地到山東曲阜孔府、福建武夷山朱熹園、四川眉山三蘇祠等地考察調研，並以此為契機號召積極傳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總之，百年黨史也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其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方面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提供了合適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形成提供了源頭活水，使這些理論成果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表現出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新時代條件下，我們尤其需要堅持守正創新，努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展示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